深圳探索信托受益權轉讓市場

　　2014年初，深圳市政府以“一號文”的形式下發了關于深圳市金融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文件中對信托業提出了多項發展規劃。

　　魯力 攝

　　信托業經歷了2013年多場“保兌付”大戰後，總算有驚無險地保住了“剛性兌付”的顏面。然而，行業的痼疾卻依然隱藏危機，行業亟待創新發展模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2014年初，深圳市政府以“一號文”的形式下發了關于深圳市金融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文件中對信托業提出了多項發展規劃，對信托業創新給出了很大的扶持力度。

　　如探索建立信托受益權轉讓市場，完善金融產品風險定價機制，積極研究基金產品、私募產品、信托產品等金融資產的跨境交易，擴大資金境內外投資的深度和廣度，文件中還多次提出公益信托試點及資產證券化創新試點。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深圳一號文”極具前瞻性，在制度紅利日漸微薄的今天，亟須在制度層面對信托行業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積極探索。

　　“深圳一號文”中對信托行業是否釋放出有利的發展信號？將對行業的發展帶來哪些利好？記者採訪了多位業內人士，通過解讀文件為信托行業的2014年把脈。

　　南方日報記者 卓泳

　　要公開轉讓需先建立標準產品

　　“深圳一號文”指出，要“探索建立信托受益權轉讓市場”。信托產品在二級市場上的流通，此前北京、上海也有過嘗試，但均以失敗告終。對于信托產品而言，在二級市場上流轉固然便于增強產品的流動性，對行業發展意義巨大。然而，這在業內人士看來卻是困難重重。

　　用益信托首席分析師李旸把問題的根本指向“非標準化產品”，“信托產品是個非標準化的產品，沒有公開的渠道發布信息，公眾很難獲取準確的信息，就無法把控這個產品”。

　　“信托產品設計結構、交易結構和標的都不一樣，涉及的領域眾多，但一個交易市場只能做同一類型的產品。”深圳啟元財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投資分析總監汪鵬告訴記者，行業內基本都處于“一單一談”的狀態，很多公司都沒有積極地促進產品在公開渠道上的流轉。多位業內人士認為，信托產品的非標準化是制約其流動性的重要原因。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此前有消息稱銀監會試圖做信托登記，給產品配上完整的“身份證”後向公眾披露，這樣投資者便可清晰地一覽產品信息。李旸認為，信托產品二級市場轉讓係統的建立必須要全國統一來做，市場的建立需要一個官方權威的統一機制。鑒于此前北京、上海的試驗失敗，採訪中，多位專家也質疑深圳的探索是否能真正落地。李旸認為，這不是一個地方可以促成的，牽涉到許多政策準備、操作細則的制定。而在汪鵬看來，信托產品的轉讓市場更多的是個概念，很難建立。

　　市場化定價需引進評級機制

　　有業內人士指出，對信托業來說，在剛性兌付的條件下，信托產品無風險收益率高達10%左右，而產生這一現象的核心因素是信托產品無交易市場，缺少一種市場發現價格的機制。“深圳一號文”中提出要“完善金融資產市場化定價基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李旸認為，信托產品的市場化定價需要引進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對產品進行評級。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信托業內分析師認為，給予那些信息披露充分、信用結構較好的信托產品較高的評級，而給那些做得不好的較低的評級，當產品風險發生變化時重新進行定價。“有了這樣的定價基礎之後，再讓市場去發現價格。”

　　然而，李旸也認為，採用第三方獨立的機構對產品進行評級在當下中國不太現實，因為我國傾向于讓政府部門對金融資產進行管理，確保安全。但李旸也一直在研究如何給產品進行評級，並希望把評定延續到產品後續的運行當中，這樣對投資者也有好處。

　　在汪鵬看來，目前深圳只是在積極的探索當中，試圖找到各家公司運行的規則，最後需要依靠監管來實現統一，或者進一步把產品細化，才能形成標準化產品。

　　跨境交易有助于分散風險

　　據了解，雖然目前我國信托業管理資產規模已經超過10萬億元，已成為第二大金融門類，但是由于我國金融業的管制，信托公司能夠嘗試境外投資的額度仍很少，根據外匯管理局的數據，截至2014年1月底，國內僅有8家信托公司獲QDII額度共計56億美元。李旸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托產品“出海”無疑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並分散風險。

　　“深圳一號文”指出，“積極研究基金產品、私募股權產品、信托等金融資產的跨境交易，擴大資本項下資金境內外投資的廣度和深度”。在深圳前海，信托產品提前“出海”已成為可能。

　　于深圳而言，對面的香港是一片廣闊的國際市場。有業內分析人士稱，香港市場是一個相對理性的市場，我們可以通過香港市場的資金使內地市場的投資人更加成熟，把比較理性的資金引導到國內來支持國內的經濟建設，也能帶動內地已經扭曲的收益率曲線向正常水平回歸。

　　中泰信托董事長吳慶斌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指出：“如果深圳跨境跟蹤產品能夠落地，使得資金可以在不出境的條件下即可間接利用國外市場的金融工具配置資源，信托資金不用出境就可以做一些全球化資產配置，推動信托公司由原來單一的信貸類項目逐漸向更高層次的組合投資業務轉變。當資本市場開放的時候，信托公司的技術團隊已經打造出來，也就有資本參與國際競爭了。”

　　然而，這一切的利好還是要回歸到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此前討論的標準化產品的建立。汪鵬認為，深圳在這方面的探索是有積極意義的，目前前海已經試圖打開一個缺口，但只能在一定范圍和數量內先行先試，未來情況怎樣還有待觀察。

　　公益信托或助推公益市場化

　　此外，“深圳一號文”中多次提出公益信托試點，試圖讓信托資產在公益活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李旸介紹，目前信托並沒有真正介入公益當中。“現在有些公司的產品有公益性質，但是很少，大家都沒有這個意識，也不知道信托有這個功能，只是拿出部分收益來做公益。”實際上，如果能讓機構來做公益，是有助于公益市場化的。

　　目前，公益信托在整個信托公司的地位微乎其微。汪鵬認為，未來當信托行業進入一個拐點的時候，公益類信托或許會受到一定重視。“當信托公司在追逐利潤的時候肯定是主打投資型的業務，但當投資市場發生變化，原有的傳統的發展模式受到阻力的情況下，公司才有動力去進行創新。”

　　2013年，信托行業一直熱議的土地信托、家族信托等都還不成熟，汪鵬認為，背後的原因就是信托公司在尋找新方向，公益信托或許會是潛在的方向，但不管如何絕對不會成為賺錢的方向，但可以提升公司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