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周志懷  全國臺灣研究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

　　與談人：

　　辛  旗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

　　劉振濤  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教授

　　劉  紅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教授

　　吳能遠  福建社科院臺灣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張冠華  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周志懷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講話，這一講話與鄧小平同志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理論、江澤民同志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一脈相承，構成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完整理論體係，是我們開展對臺工作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綱領性文件。

　　《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表一年來，在胡總書記和平發展思想指導下，兩岸關係實現了歷史性轉折，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繼“九二共識”之後的第二個共識，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勢頭進一步強化，制度化協商取得豐碩成果，兩岸共同利益大大增加。

　　胡總書記重要講話發表一年來，大陸各地學者對胡錦濤和平發展思想的研究持續深化，出現了一批理論創新成果，充分反映了對臺研究工作者的求真務實與思想解放。本次研討會成果也充分反映了學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所作出得積極努力與貢獻。

　　辛  旗

　　胡總書記“12?31”講話，著眼兩岸關係現階段的時代特徵，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走向統一規劃了藍圖，其中既有短期目標，也有中長期規劃，涵蓋了對臺工作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兩岸關係發展的所有重大問題，也呼應了臺灣方面在“九二共識”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提之下的合理訴求。面對當前兩岸關係發展中遇到的難題與挑戰，我們要繼續深入學習領會胡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從中尋找破解難題、打開僵局的智慧和答案。要繼續按照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的步驟，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發展及兩岸協商進程的節奏，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扎實推進。

　　一是不斷強化“兩會”協商談判機制。以經濟議題為牽引，繼續推進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的制度化協商，推動實現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為促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基礎。同時就有利于擴大兩岸同胞交往、有利于維護兩岸同胞權益的其他議題進行商談，逐步向敏感議題過渡。

　　二是適時啟動兩岸政治協商談判。用胡總書記提出的“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16字方針”來處理兩岸關係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

　　三是持續擴大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通過經濟大合作厚植兩岸共同利益，形成緊密聯係，實現互利雙贏；進一步加大吸引臺灣企業投資的政策力度，幫助大陸臺資企業解決面臨的困難；加快推動兩岸金融合作取得實質進展；盡快與臺協商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四是大力開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以弘揚中華文化、增強臺灣民眾的中華民族認同為主線，不斷推動兩岸文化交流；著力塑造、強化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重塑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通過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共同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誕辰、共編歷史教科書等，深化兩岸中華民族意識；進一步擴大兩岸體育、衛生、科技、圖書、影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五是加速推動兩岸融合和社會一體化進程。採取各種有效形式推動兩岸各界大交流，通過兩岸工人、農民、婦女、青年、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各界別的交流交往，以及兩岸縣市、鄉鎮、大中小學、行業組織、社會團體、宗教界、宗親組織、同鄉會等的對口交流，加速推動兩岸融合和社會一體化步伐。

　　六是妥善處理新形勢下的涉臺外交問題。對內戰遺留的政治定位問題、臺灣民眾關心的“國際活動空間”問題，可運用新的思維尋找解決之道。

　　七是循序漸進推動兩岸就軍事問題的接觸交流。適時與臺灣當局方面，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

　　劉震濤

　　2008年12月底，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發表六點意見，開始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本框架，為兩岸關係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指明了路線圖。下面就怎麼看待和平發展中的兩岸互信與和平協議兩個問題進行探討：

　　1、關于兩岸互信

　　胡錦濤六點講話提出的四句話共十六字的方針，第一句就是“建立互信”，這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兩岸互信缺乏的問題，由于兩岸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和矛盾甚多，而且由來已久。但是，我們為了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應該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同努力創造美好的未來。從兩岸互動的歷史經驗看，互信問題乃是一切交流的出發點和歸宿，是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

　　從一年多來的對臺工作實踐來看，兩岸互信有不同的方面，既包括政治互信，也包括經濟互信。前者指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後者指的是互利互惠，共同發展。兩岸互信還有不同的層次結構。狹義的互信指國共兩個執政黨的互信，廣義的互信涉及兩岸民眾之間，以及與在野黨等各個群體之間，更加廣泛意義上的信任。不僅經濟互信和政治互信相互影響，而且狹義互信和廣義互信也是緊密互動的。近幾年來，我們作了大量增進互信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國共兩黨之間，這是必要和基礎的，但又不夠充分。怎樣促進兩岸互信的不同層次與不同方面積極互動，我們可以從臺灣方面對大陸政策的定位作一參考。

　　在臺灣以選舉為核心的政治體制之下，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其實是“服從于其內政決策”的。馬英九執政後推進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政策及其施政節奏，一方面是要利用大陸經濟資源幫助臺灣恢復經濟活力，同時考慮能否為國民黨眼前或今後幾年的選舉中佔住上風這兩個因素綜合平衡的結果。馬英九提出“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不僅是國民黨在臺灣本土化的綱領性主張，也是馬英九“兩岸政策為內政服務”決策體制的指導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加快兩岸經濟合作有利于臺灣經濟和民生改善，也可能因會引起政敵的反對甚至攻擊不利于選舉而放棄，如對TFT-LCD產業，既不開放赴陸投資，也不允許陸資入島投資就是一例。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對于兩岸經濟合作的進展，必須要隨時注意與臺灣內部形勢變化聯係起來分析，並及時做出對策，因勢利導，不可操之過急。

　　據此我們認為：其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是長期的過程，雖然兩岸關係已不像陳水扁時代那樣，出現“間斷式”向前發展，但仍可能受很多動態因素的幹擾，並非直線性地必然走向和平統一。而是一個“螺旋式”發展的趨勢。為此，新時期對臺工作要對如何積累互信做全面的思考和周到的安排。其二，對兩岸在共同發展中可能遇到的幹擾性問題要做應對措施，主動向臺灣民眾展現大陸最大的誠意和善意。積極主動、持之以恆地立足于爭取臺灣民心，而不是放任兩岸和平發展中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遭到某些政黨和勢力基于選舉需要而任意誇大和刻意歪曲。

　　2、關于和平協議問題

　　和平是以互信為基礎的，只有足夠的互信才有有效的和平協議。從當前兩岸和平發展的初級階段和薄弱的互信狀況來看，簽署和平協議的時機還不成熟。自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國共兩黨互動的歷史經驗充分告訴了我們這點。

　　其一，和平協議不可避免要涉及統一前的政治安排，不是簡單模倣西方國際關係經驗中兩國間和平協議就可以解決問題的。目前，兩岸智庫、學者對兩岸政治關係定位的討論剛剛開始，尖銳的爭議還很多，還沒有形成兩岸都能大致接受的共識。我們應該鼓勵這些理論探索和學術討論不斷深入，但關于簽署協議的問題，需要時間和耐心，需要適當的時機，無法一蹴而就。

　　其二，從當前臺灣社會與政治局勢來看，主流民意渴望和平，但是也確實對簽署和平協議可能涉及的政治風險、政治前途存在很大的疑慮。這種疑慮極易受到島內選舉活動的激化。一旦激化，大陸在缺乏直接有效對臺灣民眾溝通手段的困境下，只能隔岸觀火，最多也只能被動性地表明立場。兩岸關係“欲速則不達”，也就在此。

　　因此，近期對臺工作中，比簽署和平協議更重要的是增強兩岸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互信。同時，積極建立對臺灣民眾直接有效的溝通手段和機制，繼續擴大直接惠臺的措施。這也是堅持“寄希望于臺灣人民”方針的體現。

　　總之，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兩岸深厚的持久的互信，其實是形成共同的國家認同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再多形式上的文件，效力都會大打折扣；再動聽的國家統一口號，都無法真正深入到臺灣人心。三十年來的對臺工作經驗，應該能提醒我們真正學會準確認識兩岸關係的深層矛盾和復雜面相了。

　　劉  紅

　　胡錦濤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講話發表一年來，兩岸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步入了和平發展的軌道。

　　在新形勢下，如何破解政治難題、實現新的突破的議題越來越熱。

　　“政治議題熱”的出現，表明此事已經得到兩岸高度關注，也反映出一些問題，應該引起人們思考。

　　一是推進和平發展“不能超越客觀條件和形勢所能允許的范圍”。對此，上海東亞所所長章念馳教授指出：要擺脫急功好利與急于求成的心理，要充分認識到奠定新的關係，改變過去六十年乃至一百年形成的某種意識，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做了幾件好事可以改變過來的。要尊重兩岸關係的規律與特點，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不適當地把難以解決的問題拿到條件不成熟時機解決，要堅持擱置爭議，讓交流、交往、經貿文化關係、對話與談判的進程越長越好，在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基礎上，再解決政治分歧更為妥當。也就是說，要從歷史和現實情況出發，在沒有條件的時候，要努力創造條件；在條件具備時，要努力實現目標。

　　二是政治議題有歷史動因。下一階段要對話的政治議題，並非現在提出，完整提出是2005年4月國共兩黨簽署的“五項共同願景”。指出要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議題為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包括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協商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對于“願景”中提出的三項政治議題，當時可以說除了“臺獨”陣營反對外，幾乎是一片叫好聲，在兩岸學者中也是這樣。同樣三項議題，在兩岸“三通”實現和兩會協商機制化已經建立的情況下，經過一年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具體實踐檢驗，落實“五項共同願景”的條件越來越成熟，現在卻有人用各種理由加以推托！為何反而倒退呢？

　　三是政治議題無法回避。兩岸關係本身就是極強的政治議題，有直接的、高階位的政治性問題，如“一中原則”、“九二共識”。有表面上看是間接的、低階位的政治議題，更多的是許多具體問題。當然，從兩岸關係現狀出發，成功採取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先緩後急、先簡後繁、先民後官等方式，具有可行性，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任何一項“先經、先易、先緩、先簡、先民”的舉措，都是在發展兩岸關係的大背景下，為推動和平發展的大局服務的。現在的問題是，三大交流如何繼續發展，和平發展如何實現新的突破，需要兩岸實現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正常化，這是商談政治議題的主要目的。至于商談政治議題的條件和時機，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在富有智慧的中國人面前，這一問題不難解決。

　　四是政治議題並非對臺灣不好。有人認為兩岸商談政治議題將不利于臺灣，甚至有人說兩岸結束敵對狀態談判簽訂的《和平協議》，是臺灣的“賣身契”。泛綠陣營聲稱，簽訂《和平協議》就是“矮化臺灣”、“喪失主權”和“出賣臺灣”。只要冷靜地想一想，兩岸政治商談的議題和追求的結果，都是和平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臺灣需要解決的議題。從臺灣角度看，兩岸敵對關係不結束，兩岸關係不穩定，受影響最大的是臺灣；從現實角度看，兩岸敵對關係不結束，不利于落實大陸幫臺灣的措施；從長遠角度看，《和平協議》只是60年的敵對關係的結束，邁入和平發展新階段的開始，因而只會為兩岸共創雙贏奠定更好的政治基礎。總之，簽訂並遵守《和平協議》，兩岸將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不再有衝突和戰爭之虞，交流交往亦將全面正常化，雙方收益無限，怎麼成為什麼“賣身契”和“出賣臺灣”呢？

　　五是政治商談不是“票房毒藥”。有人認為臺灣目前缺少進行兩岸結束敵對狀態談判、簽訂《和平協議》的氛圍，如果馬英九方面同意啟動這一談判，將會失去選票。此話似乎有一定道理，問題是國民黨的選票來身何方？來自泛藍基本盤和部分中間選民。推動和平發展、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是泛藍軍團結奮鬥的共識，也是吸引中間選民的利多，2005年“五項共同願景”提出後，國民黨連續拿下多場重大選舉、直至拿下執政權就是明證。兩岸簽訂的10項協議，也已成為得到泛藍軍和主流民意支持的馬英九方面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至于泛綠陣營支持者和偏向綠營的人，“臺獨”立場近期不會因為臺灣當局與大陸談或不談而改變，也不會因此而成為國民黨的支持者。當然，提出、舉行政治商談的時機十分重要，要根據臺灣選舉的節奏予以推動，否則時機不對，則會成為“票房毒藥”。尤其是在現階段，在臺灣重大選舉前夕，舉辦重大活動，都要考慮避免給泛綠軍增加攻擊泛藍軍“親中賣臺”、進行政治動員借口的因素。

　　六是不用擔心提前爆發政治對立。經過李登輝和陳水扁20年的誤導，臺灣社會存在極其嚴重的政治對立。在臺灣引發政治、社會對立的議題很多，在“憲政改革”過程中，已經出現過無數次政治對立和選擇。破解兩岸政治難題、實現新的突破，是兩岸無法回避，也是臺灣內部無法回避的問題，或者說是必須經歷的過程。臺灣方面經過“臺獨”與反“臺獨”的討論，得出了承認“九二共識”、反對“臺獨”、和平發展、維持現狀的結論。經過要不要進行政治談判的討論，可以找到如何更好維持現狀、確保臺灣同胞福址、實現兩岸雙贏的機制和途徑。而兩岸經過討論，可以縮小分歧，有利于累積政治互信，可以為兩岸政治關係正常化，找到必需的共識、對策、途徑和方式。需要解決的是，無論是兩岸的討論，還是臺灣內部的討論，要在維護和平發展大局、營造大交流大發展大合作的有利氛圍的前提下進行。

　　七是政治議題不需預設前提。兩岸在政治對立一甲子情況下，在心理準備、媒體導向、輿論支持、政策準備、理論支撐、實踐行為等方面沒有很多共識的情況下，破解政治難題的難度可想而知。問題是上述問題大都應是在談判過程中解決的問題，或者說是需要談判的議題。政治議題最重要的是政治基礎，臺灣學者也認為兩岸對和平發展、“九二共識”和“一中反獨”是有共識的，“三大共識”已經為兩岸政治商談奠定了扎實基礎和必要前提。尤其是結束敵對狀態、簽訂《和平協議》，本身就是通過談判解決政治問題的關鍵。關于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有人認為大陸必須首先調整軍事部署，撤除部分導彈。事實上大陸調整軍事部署由大陸根據自身安全的需要進行，至于兩岸如何協調和調整，只是談判的議題。預設前提、要求大陸預先採取什麼部署，不僅不會促成軍事互信，反而不利于探討軍事互信議題。進行政治議題的對話也是這樣，否則不利于政治互信的累積。

　　八是要積極創造條件。破解政治議題，啟動政治協商，實現新的突破，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大事，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性突破，是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里程碑。對于啟動政治協商，臺灣當局強調，一方面民眾對兩岸關係及大陸政策的看法仍然有分歧，因此推動兩岸政策時需循序漸進，加強凝聚共識；一方面包括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和平協議等議題協商的主客觀條件尚未成熟；一方面現階段兩岸需要累積更多的互信，對政治性議題協商，臺灣並不排斥，但也未預設時程表。確切地說，政治商談有政治互信的基礎，有兩岸交流的實踐，有和平發展的氛圍，有長遠發展的需求，因此兩岸都要為此積極創造條件，要多說有益和平發展的話，多做有益于和平發展的事。對于政治商談本身，不要消極的予以推托，要用積極的態度進行宣導，對于從“臺獨”角度進行幹擾和破壞的觀點和主張，要進行必要的批判。總之，兩岸“三通”和兩會協商機制已經建立起來的基礎上，進行兩岸結束敵對狀態談判、簽訂《和平協議》，已經成為和平發展的偉大創舉。

　　九是《和平協議》不是統一方案。在不讚成兩岸進行結束敵對狀態談判、反對簽訂《和平協議》的聲音中，有相當多的是對和平發展階段性任務和《和平協議》性質的誤解。把和平發展現階段的任務，放大為和平發展最終任務；把標志和指導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和平協議》，放大為前期統一方案或是統一方案。再則，在泛綠軍內部，反對兩岸兩會達成的十項協議，抹黑、攻擊和反對《和平協議》是主流聲音，甚至主張用公投方式，否決ECFA、兩岸《和平協議》，這是“臺獨”立場在作怪。正是因為上述因素，所以出現了“對和平統一部分沒有交集、對‘一中問題’基本上沒有很大交集、對‘一中促統’毫無交集、對于解決分裂格局的看法南轅北轍”的分歧。因此，《和平協議》只是階段性協議，更多的是對過去60年的總結，是對新階段的期盼，與完成全面整合的統一方案有很大不同，這是兩岸就政治議題達成新共識的重要支撐點。

　　十是政治談判分為三步走。政治談判對于兩岸來說，都是歷史性創舉，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從一年多來和平發展的實踐中，可以說政治對話的政治基礎已經具備，政治對話所需要的政治互信也在增加，現在需要的是，在深化交流、增強合作、國際環境、理論支撐、政策準備、具體實踐、民意脈動、心理因素、媒體導向和輿論支持等方面，培養兩岸政治對話的氛圍。與此同時，根據政治談判的特點展開工作。第一步是政治喊話，特點是官民皆宜，代表各異，地點不一，議題靈活，形式多樣，過程不限，結論開放，基本上是各說各話。政治喊話應該是政治談判的初級階段，按照各自的政治立場和政策主張，宣傳放話。第二步是政治對話，特點是接受授權，代表指定，地點協商，議題開放，形式多樣，公秘結合，多軌並舉，基本上是同時說話，但沒有結論。政治對話應該是政治談判的起步階段，按照各自的政治立場和政策主張，互相摸底，開始尋找和已經找到共同點，開始向談判內容和結論靠攏。第三步是政治談判，也就是正式上桌談判。

　　兩岸應該有一個政治安排，政治變化需要經濟發展的基礎，經濟發展需要政治的推動。需要指出的是，絕非經濟對臺灣好，政治就對臺灣不利。只要按照“六點意見”精神，按照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積累共識、創造條件的部署，開始政治對話完全可以做到。

　　吳能遠

　　200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作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講話。

　　講話全面總結了大陸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經驗，指出要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首先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重要的六點意見。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是指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兩岸關係剛剛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一年多來，取得若幹積極的成果,展現良好的發展態勢，仔細考察，泰半是形勢所促成。諸如兩岸基本上實現“三通”直航、開放大陸居民赴臺旅遊、推動兩岸金融合作、初步實現兩岸雙向投資等等，都是早就應該完成的合作，延宕的結果，對臺灣長期經濟發展的傷害日益突顯，尤其是東亞地區經濟整合的態勢和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更使得這些合作具有緊迫性，在臺灣內部展現為強烈的主流民意，但兩岸關係更進一步的發展，就面臨較大的阻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面臨的問題如次：

　　第一，大陸仍需發展和進步。發展是硬道理，堅持科學發展觀是大陸發展和進步的唯一正確的途徑。大陸必須繼續改革開放，壯大綜合實力，處理好大國關係，在國際上樹立良好的形象，在國內處理好因發展不平衡而衍生的問題，一個富強繁榮、文明進步，在國際社會獲得愈來愈多尊重的中國大陸，必將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有力支柱。

　　第二，臺灣各界必須認清國際大勢和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在此基礎上，尋求臺灣長遠的發展。堅持九二共識是國民黨重要的資產，國民黨應珍惜並以之為兩岸人民謀利益。目前，國民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明確而完整的兩岸關係論述，從而馬英九當局在兩岸關係政策中，時常出現含糊曖昧、前後矛盾、左右搖擺的情形。國民黨不明確反對“臺獨”的立場，就無法應對來自民進黨的“臺獨”挑戰，無法取得政治話語權並以之爭取選民的支持。改革國民黨是一項長期的課題，關鍵是完善法治並嚴格依法執政。馬英九當局執政能力不足相當程度上也是受制于理念和格局的缺失。未來兩年，政績將決定馬英九是否能夠連任。

　　在臺灣目前的政治生態下，臺灣民眾的“臺灣主體意識”有所增長並不足異，歸根結底，它將受到國際大勢和兩岸關係發展格局的制約。關鍵問題是，國民黨有責任告訴民眾，“臺灣主體意識”必須建立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否則助長民進黨的“臺獨”氣勢並構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障礙，並非臺灣之福。

　　歷史將會證明，民進黨的“臺獨”是沒有出路的。倘若不是因國民黨的濫和馬英九執政無能，堅持“臺獨”將使民進黨成為永遠的在野黨並走向泡沫化，臺聯黨就是前車之鑒。處理好兩岸關係已成為臺灣各項發展的首要前提，然而民進黨堅持“臺獨”，卻將處理兩岸關係的機會拱手讓給國民黨，民進黨自己只能扮演反對者和破壞者的角色，毫無建設性，如何獲得選民支持？即使僥幸取得政權，民進黨將立即面臨執政困境：臺灣的發展需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臺獨”卻要求兩岸升高對立對抗，其結果，因為“臺獨”，民進黨將成為國際社會更嚴厲指責的“麻煩制造者”，臺灣將加速邊緣化，發展陷入停頓，民進黨的執政將難以為繼。因此，民進黨確立一條合乎時宜的兩岸關係政策主張固然困難，卻是民進黨生存之本與走向成熟的標志。

　　第三，國際社會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助力而非阻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決于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國際社會越來越接受中國大陸和平發展的過程，也是越來越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過程。全球問題愈來愈成為世界各國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希望中國大陸在解決這些問題中發揮建設性的功能和作用，正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期待。國際戰略利益的交集使得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國的關係，總體上呈現不斷改善的勢頭。在中美、中日關係中，相互合作的比重也在迅速提升。只要這種勢頭持續增強，正如美國奧巴馬總統11月17日在訪華中所說的：“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那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擁有愈來愈良好的國際環境，經由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兩岸關係中存在的問題就一定能一一被克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雙贏的目標就一定能夠達成。

　　第四，兩岸必須尋求確立新的共識——兩岸共識。目前兩岸都表示認同“九二共識”，但對“九二共識”的解讀卻存在頗大的歧異，成為兩岸建立互信的障礙，為此，兩岸必須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尋求建立新的共識。其要點有三：1、大陸與臺灣同屬一個中國。2、兩岸共同反對“臺獨”。3、兩岸經由交流合作、平等協商，逐步破解各項分歧，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可以把新的共識簡稱為“兩岸共識”，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兩岸共同遵行的基礎，也作為未來兩岸簽訂和平協議的基礎。

　　張冠華

　　胡錦濤總書記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話中指出，實現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推動經濟合作制度化，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更為扎實的物質基礎、提供更為強大的經濟動力，明確指出了開展兩岸經濟大合作的任務與目標。兩岸經濟大合作勢頭的形成，必將對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產生深遠的政經影響。

　　1.兩岸經濟將加快進入正常化和整合階段

　　隨著兩岸經濟關係一係列協議的簽訂和“大三通”的實現，兩岸經濟關係正步入新的轉型升級與整合期。第一，“大三通”的歷史性實現，將使過去因無法“三通”導致的兩岸資源扭曲配置得以糾錯，兩岸貿易投資可望展開重新布局，兩岸比較利益優勢與經濟互補性將得到更大發揮，從而為未來兩岸經濟關係發展注入新的動力。第二，大陸資金、機構實現入島的歷史性突破以及未來的不斷擴大，不僅有利于促進島內投資、就業與經濟增長，也將改變兩岸投資的“單向”格局與形態，加快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和促進兩岸經濟的相互依存。第三，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格局與產業分工的重整，以及兩岸為應對國際經濟危機而加快進行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產業結構調整，將會推動兩岸經濟關係的轉型升級，過去以“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出口海外”的格局將逐步改變，以大陸為最終市場的一般貿易比重將會逐步提升，兩岸共同經濟利益將得到實質性提升。第四，未來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後，兩岸經濟關係將步入全面正常化與經濟整合階段，兩岸產業分工關係將更加緊密，尤其服務業合作將成為兩岸經濟合作的重點領域，兩岸政策互動與相互協調也將更加密切，進而對兩岸關係產生深遠積極影響。

　　2.新形勢下，兩岸政經關係有望保持良性互動的發展勢頭

　　當前及未來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格局，有望促使兩岸政經關係步入良性互動階段，過去“政冷經熱”現象將穩步得到改變。首先，過去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缺乏制度性建構，兩岸公權力部門不僅缺乏互動，而且臺當局扮演的是限制與阻礙角色，這種反向互動也成為“政冷”的重要影響因素，而這種狀況未來將得到根本性改觀。其次，過去兩岸經貿交流更多地體現在臺灣制造業領域，未來隨著兩岸服務業交流的加快，將使佔島內GDP比重佔70%以上服務業部門同大陸產生越來越密切的交流與合作，而服務業涉及更廣泛的島內利益階層與群體，更多涉及兩岸公權力領域，其厚植兩岸民眾共同經濟利益的范圍與領域要強于制造業領域，而對兩岸加強互動的帶動力也更強。第三，隨著兩岸產業分工方式的轉變，以及大陸內需市場在兩岸經濟合作中地位的不斷上升，島內工商界及相關階層與大陸的實質利益關係將不斷強化，臺商在拓展大陸內需市場的過程中將改變過去的“飛地”形態，加快與當地經濟體係的關聯度，更多地融入大陸經濟體係之中。第四，未來兩岸經濟一體化進程以及相互政策的協調，會進一步密切兩岸相關部門的互動，在解決相關敏感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累積互信；同時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也將更多涉及到兩岸體制、社會、法律等與經濟交流密切相關的其它領域，兩岸經濟合作的政治、文化、社會外溢效果將逐步擴大。

　　3.經濟合作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奠定強有力的經濟基礎

　　推動兩岸經濟大合作，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重要和有機組成部分，必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更為扎實的物質基礎、提供更為強大的經濟動力。兩岸經濟合作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促進作用將表現在：第一，厚植兩岸共同經濟利益。在兩岸共同的血緣、文化與歷史基礎上，通過經濟大合作進一步增加兩岸共同的經濟利益基礎，這種共同經濟利益不僅要體現在兩岸經濟發展上的共同促進與互利雙贏上，也要體現在越來越多島內民眾的經濟生活與大陸產生更密切的關聯，體現在兩岸共同提高國際競爭力與在國際經濟體係中的地位上。第二，營造和加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有利氣氛。兩岸經濟關係是兩岸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岸經濟合作的快速進展，成為過去一年多來改善兩岸關係氣氛和環境的重要推動力，也是促成兩會協商和兩岸經貿政策良性互動的重要動力。而隨著未來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其作用和影響將會進一步顯現。第三，累積兩岸互信。增進互信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前提，隨著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兩岸相互接觸與互動更加頻繁，而且未來經濟合作也將不可避免越來越多涉及到一些非經濟敏感性議題，在這種雙方密切接觸、以及兩岸在“92共識”基礎上務實妥善處理相關問題的過程中，也是逐步建立和積累互信的過程。第四，建立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本身是建立兩岸關係和平框架的重要支撐。第五，兩岸通過經濟的相互整合逐步推動兩岸文化、社會、政治的良性互動與整合，實現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也必將為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奠定強有力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