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響中國】鞏固拓展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勢頭
穩定預期是協調短期平抑周期與中長期持續發展的關鍵舉措。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穩預期”置于宏觀經濟治理的突出地位,體現了對經濟運行規律的深刻洞見和精準把握。當前,構築持續向好的社會信心,已成為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中國經濟展現強勁韌性
2025年是我國“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在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強和內部經濟轉型升級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經濟展現了極強的韌性,為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的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30%時,通常面臨增長動力轉換、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結構變革等多重壓力。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也有長期結構性矛盾的制約,相較而言,後者更具決定性作用,這也是當前經濟預期不穩的根本原因。展望2026年,更大力度的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將為平抑波動、穩定經濟創造有利條件。
預期是決定經濟行為的關鍵因素。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把握經濟發展規律,明確要求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提振社會信心。經濟預期具有自我實現、自我強化的機制,打破預期轉弱的負向循環,有助于推動經濟回穩向好、激活經濟內在活力。預期的根本性改善,既要健全信息發布與傳播機制,強化輿論引導和宣傳,也要直面當前的難點堵點問題,提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因此,宏觀經濟治理不僅要關注短期指標的“穩”,更要致力于以深化改革解決結構性矛盾的“進”,以制度環境的優越性、政策執行的連貫性、發展前景的確定性,築牢社會信心的根基,持續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
多措並舉穩預期增活力
第一,凝聚發展共識,科學合理制定增長目標,引導理性市場預期。從我國巨大的發展潛力、完整的產業體係、雄厚的市場規模、強大的創新能力以及經濟趕超的國際經驗來看,在未來較長時期,中國經濟仍有保持年均5%以上增長的潛力。只要精準實施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增強宏觀政策的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推動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這一增長潛力是完全有可能變為現實的。因此,在充分考慮我國增長潛力以及內外部約束條件的情況下,合理制定增長目標,有助于增強社會各界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形成更為積極的理性預期。
第二,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攻堅,以創新活力與公平環境穩定企業預期。企業是經濟的微觀基礎。穩定企業預期,關鍵在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一方面,聚焦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產業轉型升級。各地應結合自身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推動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和產業升級空間的擴展,有助于提高企業長期投資的預期收益,從而起到穩定投資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破除各種隱性壁壘,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增強國有企業核心功能。深入推進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促進各類要素自主有序流動、高效公平配置。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自主經營權,切實為民營企業提供良好預期。
第三,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穩定居民收入預期。收入是民生之根本,而居民的收入預期與就業密切相關。這就要求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綜合運用稅收減免、財政補貼、融資支持等政策工具,鼓勵企業吸納就業。通過發展新業態、支持靈活就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等方式,增強勞動者適應就業市場結構變革的能力。制定和實施就業質量提升計劃,鼓勵和支持各類企業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機會。此外,著力健全促進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積極落實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在初次分配中著重提高勞動報酬佔比,在再分配中加大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的調節力度並提高其精準性。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安全網”和“調節器”的雙重功能,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時,有效縮小收入差距。進一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劃轉社保基金的比例,充實社會保障能力,為穩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提供財力支撐,以此緩解居民後顧之憂,穩定收入預期,激發內需潛力。
第四,理順政府間權責關係,以有效激勵與合理約束穩定地方政府預期。地方政府是推動經濟發展、激發經濟活力、落實國家戰略的骨幹力量。穩定地方政府預期,關鍵在于理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關係,激發地方政府幹事創業的熱情和活力。在維護中央權威、確保政令暢通的前提下,進一步向地方放權賦能,充分尊重和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允許地方政府在國家統一的政策部署下,結合本地實際情況進行差異化探索。同時,健全科學的考核評價體係,引導地方政府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速轉向更加注重民生改善、生態環保、風險防控等綜合績效。通過清晰、穩定、可預期的激勵約束機制,引導地方政府行為規范化和理性化,形成全國上下齊心協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良好局面。
第五,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以開放共贏穩定外資預期。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更需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紓困破局、凝聚共識。一方面,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政府採購、競爭政策等方面,推動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改革,打造與國際通行規則相一致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合理有序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保障外資企業在要素獲取、資質許可、標準制定和政府採購等方面的國民待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商簽更多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增強外資企業持續深耕中國市場的信心和決心。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發展格局下金融結構優化與高質量技術創新研究”(21&ZD112)階段性成果)
(作者係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