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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北京，無55論是胡同街巷，還是大道通衢，猶如棋盤，縱橫交錯，橫平豎直，布局完整，十分規范，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大概也是北京的驕傲之一。
我國很多城市的街道布局比較雜亂，特別是那些沿河流走向而發展起來的城市，街道很難有正南正北之說，你要打聽道兒，再熱心的人也不會指點你東西南北，只告訴你前後左右。離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天津就是北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天津衛，也很難正確區分東西南北。而到了北京，除非叫斜街，否則大街小巷全都排列整齊，絕無方位錯訛之虞。
不過，這說的可都是現在，過去的北京，街巷縱橫不一定交通便利，排列整齊不見得四通八達。據元代《析津志》記載，當時的大都城有“三百八十四條大巷，二十九條胡同”，明代的《京師五城坊胡伺集》記載，明代時北京的街巷總數是1170條，其中胡同459條，到了清代，北京的街巷已經增加到了2000條左右，其中胡同有960多條。胡同固然是北京的地方特色，街道的皇城色彩更濃。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和皇城，這是禁止平民通行的禁地。皇帝老兒住在中央，老百姓住在四周，不但龍行不便，而且給老百姓的出行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例如住在東城的人要到西城去，就必須繞過皇城，得費上半天的時間。東西兩側的城門相對但不能直通，而城南三座城門，城北兩座城門，城門不相對，則更無直通大街可言了。
“天子腳下”規矩眾多，“衣、食、住、行”一切均有定制。就拿街道來說，分為大街、小街、斜街、道、路、巷、胡同、夾道等不同標準，例如前門大街、東四南小街、李鐵拐斜街、白廣路、鑼鼓巷、國強胡同、養蜂夾道等。街、路、巷、胡同雖然都是通道，但規格不同。元大都時規制：大街寬24步，小街寬12步，胡同寬6步，當時的一步為5尺，約合1．5米，由此估算當時的大街寬度為36米，小街寬度為18米，胡同寬度為9米。不過到了明代，由于種種原因，並沒有嚴格遵守這一規制。例如從正陽門到永定門的這條中軸線上的主幹道，它的寬度是25—28米。元、明時期的地安門大街，到了清末只剩下15．7米寬了。前門大街西側的珠寶市街、糧食店街原來是前門大街的一部分，由于攤販到街頭擺攤，久而久之，竟被隔成了兩道街，街道的寬度自然也就減少了許多。前門大街東側與大街平行的果子胡同等大概也是這樣形成的。
元大都時期北京的街道有嚴格的規劃，所以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稱讚道：“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布置，使此門可由街道遠望彼門也。”從《析津志》中提供的數據，可以知道元代的大街、小巷、胡同都是很寬闊的。到了明代，大街寬度約為25∼28米，小街約為12—15米寬，胡同約為5∼6米寬。到了清末，一般的街道只有9—12米寬了，在東城鐵獅子胡同西口，聯接著一條不長的街道，名叫寬街，這條街實際上並不寬，之所以叫這個名字，大概在當時在這一地區內這條街是最寬的了。當時一般的胡同也就是3∼5米寬，最窄的胡同竟然只有55∼65厘米寬。巷有大有小，東西交民巷比一般的小街不窄，但鑼鼓巷則只能算是胡同。道、路的含意與街相同。
其實，街道的定制從名稱就可以略知一二，北京的地名大體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指代名稱”，即地名，二是“標志字”，即街巷的規格，例如“前門大街”，“前門”是指明其所處的位置，“大街”表明了道路的規格。
北京的街道一般是橫平豎直的“棋盤”格子形，大街小巷縱橫交錯，整齊是整齊，但由于“棋盤”的格子是交錯的，就為後來發展交通，修建大道造成了困難。比如宣武門外大街，到了菜市口就“斷頭”了，只能向東西分行；再比如車公莊大街，到了官園就變成了小胡同，成了“卡脖子路”；鼓樓前的左右分道，遊泳池、太平街向北頂頭的丁字路口莫不如此。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建立了中華民國，原來的皇家禁區相繼廢除，北京的城建日漸發達，向著現代城市的功能靠近，交通也就方便多了。例如東西長安街牌樓拆除，道路被打通。景山前街不再封閉，東西城之間可以直通，平民百姓往來也就再也不用繞行了。從1923年開始，皇城的東、西、北三面城牆被先後拆除，最後拆的南城牆，從此再沒有城牆擋道。紫禁城南側的東西長安街、北側的景山前街、東側的南、北池子和西側的南、北長街。這四條大街的開辟對當時疏通京城的交通，方便市民出行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道路的打通是一回事，道路的質量又是一回事。明代永樂年間修建北京城的時候，街道是規矩而寬綽的，充分顯示出京城的氣派，但經過了四五百年的漫長歲月，到了清朝末年，城市道路已經變得面貌全非。由于北京人口的急劇膨脹和商業的發展，北京的街道被大量擠佔，例如原來寬達28米的地安門大街，僅剩下了15．7米寬，一般的幹道僅有9—12米寬。最窄的胡同如前門外的高筱胡同、小喇叭胡同、錢市胡同分別寬65厘米、55厘米和40厘米，只能供一個人通行，人們到了胡同口要先停下腳步。向胡同里望望，打個招呼，見對面沒有來人，自己才能通過，因為胡同里有些地方窄得兩個人根本無法錯身，倘若兩人走了對頭時只能有一方先退回去，否則誰也無法通行。就現在那些大胖子，恐怕只能側身而行。
北京城的街道原來都是土路，後來雖然部分路段的路面進行了改造，例如把東西長安街、前門、打磨廠西河沿以及朝陽門、安定門、西直門的甕城的道路鋪上了缸磚或石板，把鼓樓大街、王府井大街、東單大街、西單大街改建成了石渣路面，但其它地方仍是土路。這些土路因年久失修而坑洼不平，不是坑洼相連，就是狀如搓板。那時候，大街的路面中間部分叫作“甬道”，又高又寬，而兩邊的路面則又低又窄，如同現在的“便道”。這種中間高兩邊低的路況是如何形成的呢？原來在封建社會里，皇帝出行的時候都要走道路的中間，而且還要“凈水潑街、黃土墊道”。“凈水潑街”是怕皇帝的車馬大隊經過時揚塵，“黃土墊道”則是為了使路面平整。歷代皇上都把黃色特別是明黃色加以“壟斷”，北京又有的是黃土，正好拿來墊路。皇帝出行，需要大量的黃土墊道，早年時是到城外去運，後來為了節省人力和財力，就從甬道的兩側直接挖墊到甬道上，久而久之，在甬道的兩側就形成了溝狀，有的地方深溝竟達到了七八尺深。當然，平時民間的車馬、轎子一般也走甬道，行人則走甬道的兩側。不過，是車也不好走，人也不好走。“無雨一街土，有雨一街泥”就是舊街道的形象寫照，“香爐”、“醬缸”則是對道路狀況的“雅”稱。特別是春季，北京經常刮風，大風一起，滿城風沙彌漫，暴土揚煙，真有“黃塵千丈”之“景觀”。沒風的時候幹燥的路面上則是一層厚厚的浮土，一腳踩下去，浮土能沒過腳面。有車輛和馬匹經過的時候，行人都要躲著走，因為馬蹄和車輪所揚起的灰塵如一條黃龍一般，弄得行人滿身是土。如果遇上了下雨天，那麼道路就更難行走了，滿街泥濘，一腳踩下去有半尺深，向上拔腳時非常費勁，弄不好會把鞋粘下來。“晴天是香爐，雨天像墨盒”，是對老北京街道的形象比喻。
黃土鋪就的道路本來強度就不夠，加上沉重的拉貨、坐人的馬車反復碾壓，更加凸凹不平。有的市民擅自將鋪路的黃土挖走，用來做煤球，貧民在路邊的小攤上吃完飯後隨手將殘湯剩菜倒在路上，小販在路邊賣菜賣雞鴨也難免扔下一些菜葉、雞毛。更有甚者是一些市民隨意在街道邊、胡同里大小便，使得路邊屎尿遍地，臊臭難聞。年久失修、坑洼不平的街道，也使坐在驢車、騾車上的乘客頗受顛簸之苦，難怪每當皇帝出行之前，都要先用黃土墊地，凈水潑街。
其實，北京早在元代就已經修建了排水設施，在主要街道和居民區的地下都修有長長的暗溝，上邊與一座座的磚砌滲井相連通，雨水和污水進入滲水井以後，慢慢地滲入暗溝中，再從暗溝流向城外的河道里。明清兩代仍然借助元代時所修建的滲井和暗溝排放污水，由于歷經了數百年，暗溝之中淤積了大量的穢物，流通不暢，嚴重堵塞，而且暗溝砌在地下，疏浚掏挖十分不便，從而使得城市污水排不出去。居民區里百姓之家的生活污水出門就潑，弄得胡同里骯臟不堪，大街上甬道兩旁的深溝里積水很深，特別是下雨之後，溝中經常有行人溺水的事情發生。明朝成化十年(1474年)，憲宗皇帝朱見深下旨，“京城水關去處，每座蓋火鋪一，設立通水器具，于該街衙門撥軍兩名看守。遇雨過，即令打撈疏通，其各廠大小溝渠、水塘、污槽，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馬通行疏通。”從此之後，每年一過春分，北京城就要掏挖下水道了。據記載：道路一經表土刨開，掀開暗溝蓋板，穢氣衝天，臭不可聞，經常有掏夫被熏倒，甚至中毒而亡的消息傳出。滿街的污泥穢物隨意堆放，臭氣四散，過往的行人不得不“多佩大黃、蒼術以避之。”清代有一首竹枝詞，說京城三月“污泥流到下洼頭，積穢初通氣上浮。逐臭當須掩鼻過，尋常三月便開溝。”有意思的是春季北京城掏挖暗溝的時候，恰好是朝廷開科取士的殿試之期，來自于五湖四海的天下舉子們，紛紛涌向了朝思暮想的京城，都想在這里金榜題名、光宗耀祖。可京城迎接他們的卻是滿城臭氣，一街污泥，“臭溝開，舉子來”就成為了北京城流傳下來的一條民諺。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到了清末，街道破損的情況愈加嚴重。社會動蕩，政治黑暗的結果導致北京城的暗溝年久失修，淤泥堵塞，再加上車碾壓踏，許多地方的暗溝蓋板塌陷，全城的地下排水暗溝幾乎全部毀壞。而城外的護城河也因為多年沒有疏浚，泥沙越積越多，河道越來越窄，河底則越來越高。昔日里綠柳成蔭，河中舟船往來的景象見不到了，雨水泄之不暢，衝毀了道路，道路的毀壞又使雨水滯留城中，這種惡性循環一直持續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前。人們大概都還記得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龍須溝”，那就是北京城市道路悲慘狀況的寫照，只不過藝術化了而已。
城里的道路如此之糟，城外的道路也好不到哪去。當時的城外道路只有幾條是石砌路面，例如從朝陽門到通州的道路是石頭鋪的路面，因為這是京城糧食的主要運輸線。西直門到萬壽山是石路，因為鹹豐之前的幾代皇帝經常要到圓明園去居住，後來的慈禧太後也經常要去頤和園，路面當然要修得好一些。從廣安門到宛平城也是石路，因為這是自雍正帝葬在河北易縣的清西陵之後歷代皇帝拜謁皇陵的“京易禦道”的起始路段。除了以上官方修築的幾條“官馬大道”外，京西門頭溝到北京的運煤大道，因為城市人民生活必需，康熙三十二年曾奉旨撥款著戶、工二部整修從以益于眾。但修繕後卻不見多大起色，依然是一條土路，而且由于運輸量大，運煤的大車、牲口日夜不斷，使路面上碾出了兩條深深的道溝，整條路面坑洼不平，煤灰遍地。
道路的改善需要國力的強盛。雖然為了方便交通運輸和人們出行，人們想了許多辦法來改善老北京街道上“晴天能臥驢，雨天能養魚”的土質路面。但終因國運不昌、財力枯竭，加之官吏盤剝，乘機揩油，始終收效不大。老北京曾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叫作“一尺道路五兩三”，是說鋪石板路耗資巨大，據《燕都瑣記》載，“從正陽門外天橋(從正陽門到天橋是明代鋪的石道)至永定門甬道，雍正七年(1729年)奉旨修墊，始一律用石鋪墁。”雖然石頭是廉價的，中國的採石技術古已有之，但北京城地處北方平原，石料缺乏，從元朝到清朝末期，北京城僅修建了八條石板路，大都是皇帝出行時所走的“禦道”，所以又稱之為石輦路。據有關資料證明，在清朝雍正年間，修一條6．6米寬的普遍街道，平均每尺道路的費用為5．3兩白銀，修建一條5 000米長的道路，竟然耗費白銀8萬兩，其根本原因不是各級官吏層層貪污、中飽私囊，是很難得到其它合理解釋的。
當時的北京人，上至王公貴族，下到平民百姓，無不對京城道路的惡劣狀況怨聲載道，但是政府要徵收交通稅用來修路，王公貴族帶頭反對，平民百姓也不願交。小販沿街賣貨、擠佔道路的情況十分普遍，清政府對此狀況也無可奈何，隨地便溺更是積習難改，一些街道兩旁屎尿橫流，臭氣撲鼻。城市衛生情況惡劣到了極點。
直到1904年，清政府才開始在王府井、東華門、東長安街等處鋪設了十幾條石砟路，于是在民間留下了“清末修道’’的口碑。這舉措大概也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另外在皇城門前和東交民巷也修建了低等級的柏油馬路，共修築道路88條，總長75公里。其余的街道仍然都是土路。 ，
民國時期的北京城內，修建了一些市區的馬路和通往外省市的公路。1917年修建了京通公路，這條路西起朝陽門外大黃莊，東至通縣新城南門，道路寬6米，長10公里。後來又陸續新建、改建了北京通往天津的公路，北京通往山海關的公路，北京通往承德、保定、張家口的公路。這些公路的質量不高，標準也低，路面狹窄，凹凸不平，遇上下雨，常會翻漿。從民國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誕生，北京的公路里程總共不過215公里。
從1913年起，由市政公所主持，逐步拆除了皇城，開辟了多條貫通南北、東西的大道，填築了明壕，改修了暗溝，到1918年已修築道路120余段，大多是土路，1915年修築了第一條瀝青馬路。
可以說，在舊北京，提起道路是讓人最頭痛的一件事。新中國成立前夕，古城已是破敗不堪，風雨飄搖中的北京，強撐著傷痕累累的身軀，焦急地等待著黎明的到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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