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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城的老建築沒有高臺階、大門樓和琉璃瓦頂，盡是青磚灰瓦的普通民房，枝葉繁茂的百齡老樹，構成了這里樸實、平宜的特有景色。
這里曾是昔日北京會館的聚集之地。會館，對今天北京的年青人來說已十分陌生，實際上，會館曾是明清兩代北京的重要景觀，在北京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生活中擔負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使命。
據北京解放時統計；北京當時擁有會館400多家；僅江西一省在京的會館就有數十家，堪稱京城會館之冠。京城的這些會館，規模大小不一。小的會館只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大的則多達十幾跨院兒，內有亭臺樓閣，可容納數千人聚會。像順德會館，曾是明代著名文人、北京地理專家朱彝尊的故居，後擴建為會館，人們進院幾乎是進了一個大迷宮。不過，現在的順德會館只有大門和一座古亭還能讓人們依稀領略出一些昔日的風韻。
會館的雛形最早始于漢唐，當時出現在都城內的“郡國公邸”，是供進京朝覲的各地官員用的。明清時會館的出現，與當時科舉制度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繁榮有密切的關係。早在宋元時民間已有“狀元店”，是專門接待舉子的客店，明清時北京的一些民戶也出租單間客房，以供赴試的舉子食宿，稱作“狀元吉寓”，這些店寓房金昂貴，一般貧寒的舉于是租不起的。同時伴隨著上京趕考的舉子，還有一批各地的商人，也來京出售書籍、文具、紙張等商品。他們雖然本錢較厚，但也難以長住在房金昂貴的店寓。這些經濟上的原因，再加上鄉土觀念，促使舉子和商人們，希望能有一個雖初次來京也能立刻找到的，憑借鄉誼能相互照應的同鄉住處，于是各省各府甚至各縣紛紛在京建立會館。據乾嘉時汪啟淑《水曹清暇錄》中記載：“數十年來，各省爭建會館，甚至大縣亦建一館。以至外城房屋基地，價值昂貴。”從嘉靖、隆慶至萬歷僅僅五十年，京師五方已建有各省會館。清入關後，科舉制度進一步發展，進京應試的士人每次都有上萬人，加之康熙、乾隆兩朝，修書大盛，《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類書均是此時問世，因此來京修書的文人亦隨之增多，至乾隆、嘉慶兩朝是北京各地會館發展最快的時期，直到光緒年間已發展到四百余所。據近人徐珂《清稗類抄》記載；“或省設一所，或府設一所，或縣設一所，大都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大小凡四百余所。”這些會館大都存在下來，據民國時統計，尚有直隸十二所，山東八所，山西三十五所，河南十三所，江蘇二十六所，安徽三十四所，江西六十五所，浙江三十四所，福建二十三所，湖北二十四所，湖南十八所，陜甘二十六所，四川十四所，廣東三十二所，廣西七所，雲南九所，貴州七所，商人會館八所，共三百九十五所。
在北京歷史上，這些會館都是明、清時期先後設立的。會館不同于現在的各省市駐京辦事處，各省市駐京辦事處是官方設立的，它代表各省市政府與中央各機關取得聯係；會館是私人設立的，設立的目的：一是外地在京同鄉為了“以敦親睦之誼，以敘桑梓之樂，雖異地宛若同鄉”(《浮山會館金妝神像碑記》)。這些客居北京的外地人，定時在會館中敘鄉情，以解思鄉的情懷。二是在《孟縣氆氆行六字號公局碑記》上記有：“京師為四方士民輻輳之地，凡公車北上與謁選者，類皆建會館以資憩息。”各地鄉人為本鄉學子來京參加科舉考試、及進京辦事之人解決住處問題，會館起著招待所的作用。全國各地在北京建造的文人應試會館，佔了北京會館的絕大部分。明朝永樂年間，都城由南京遷至北京。這樣，一年一次的全國性科舉考試也遷到北京，並一直延續至清朝末年。每次京城舉行科考，大約有六七千人從全國各地趕來應試，有錢的舉子住旅店，而沒錢的讀書人，住宿就成為一大難題，于是文人試館應運而生。這里特別要提一筆的是清朝民族英雄林則徐，林則徐本是福建人，26歲時考中進士。後長期在京城的翰林院任職。在這期司，福建省曾要在京城內擴建會館，當林則徐知道此事後，一向為自清廉的他，就主動為其他官吏代寫書折和應酬文章，並將這些微薄的額外收入捐出，修建會館。考試的舉子入住免費，經商的同鄉人住要交一定租金，而且在科舉考試期間，還要搬出去為考生騰地兒。會館成為客居異鄉舉人們的故鄉。三是外地在京的商人，為了維護同鄉同業的利益，與他鄉同業進行競爭。在《河東會館碑記》上記有：“去年易州煙莊牙儈為姦，行中不通交易者幾乎經年。卒賴三聖之靈，其人自來，懇請定為章程，永歸平允。行中同人欣喜過望無已也”。這種會館稱之為工商會館，也叫行業會館，它是工商業中各個行業建的會館，類似于今天的行業協會或是行會俱樂部，有的是在京的同行業商人捐款建造的，有的是某一地區在京經商的同行建造的。其中有明中葉山西人創建的顏料會館，明代浙東藥材商創建的四明會館，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創建的歙縣會館，明代山西銅、鐵、錫、炭、煙袋諸幫商人創建的潞安會館，清康熙紹興銀號商人建立的銀號會館即正乙祠，清初浙江慈豁縣成衣行商人建立的成衣行會館，清雍正山西煙商建立的煙行會館又名河東會館，清雍正山西布商建立的晉翼會館，清乾隆福建紙商建立的延邵會館，清乾隆玉器行商人建立的長春會館等等。晉翼會館內的石碑，就記載了山西布商建立會館和百余年的演變歷程。昔日北京城內有許多行業會館享譽京城，如玉石加工行業的長春會館、戲曲行的“梨園會館”等。同行的人們在會館內商議行規，解決糾紛、舉辦慶典、聯絡感情。
會館的籌建一般都由本鄉有名望的官吏發起，聯絡在朝的文武官員和在京的地方士紳，以及商號等共同捐款集資建造，如歙縣會館是嘉靖間楊忠、許標各出己資若幹，置館于菜市中街；湖廣會館是嘉慶十二年長沙劉雲房相國，黃岡李秉和少宰創議公建于虎坊橋。也有的是買了原有建築加以整修而成，如湖南會館是光緒十三年購爛縵胡同中間路西朱氏所管房屋一所而建立；安徽會館是同治八年合肥李鴻章兄弟倡議，淮軍諸將和議，購得孫公園李氏故宅一所，其中一部分為明末清初史學家孫承澤的別墅，廓而新之，築堂建閣並有戲臺一座，共用去白金二萬八千余兩。
會館的建制大小不一，大的有三、四層院落。有紀念祖先鄉賢祠，吟詩作賦的文聚堂；迎客宴賓的思敬堂，嘉慶議事的大戲臺以及花園、山石、水池、亭榭等。而小的只有一個四合院。這些會館經常舉辦一些活動，如逢年過節的團拜、祭祀鄉賢，鄉人高中“三鼎甲”的祝賀，給有名望的人做壽，宴請賓客，議論時政等。
會館的管理是由同鄉人中在京居官地位高，有聲望的人擔任。清代時為值年制，民國以後有同鄉會則為會長制，後又改為館長制、董事制。董事一般任期三年，下設文牘、會計、庶務三部，遇重大事項開同鄉職員聯合會議決定之，日常經費由同鄉會負擔，或由捐助和館業出租而來。
北京的會館為什麼大多建于外城呢?一是北京外城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空曠土地多，為建會館提供了方便條件。內城街巷胡同早在元代就基本形成，空閒之地少，地價房價高于外城若幹倍。二是明、清的中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機關，就設于前門內東、西兩側。外省進京述職、辦事的官員，住在前門外一帶比較方便。三是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場所設于今天的建國門內大街北側，距前門一帶也較近。四是元代北京的商業中心在積水潭、鼓樓一帶。至明代由于大運河終點碼頭從積水潭南移至大通橋下．所以，商業中心也從積水潭、鼓樓一帶南移至前門一帶。由于以上種種原因，會館大多建于外城。
會館大都集中在北京南城的宣武、崇文兩區，僅前門外一帶就有一百四十三個。其實在明朝時，東西城內是有會館的。但是到了清代，有滿人居內城，漢人居外城和“內城禁喧囂”等規定，所以會館一般都建在南城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一帶。廣安大街沿線僅從菜市口往東，就可以說是會館一條街，大大小小約有二十多處。目前，北京有跡可尋的部分會館有：
湖北孝感會館 (崇文區草廠七條l9號)
廣東惠州會館 (崇文區草廠七條12號)
江西安南會館 (崇文區草廠七條6號)
江西袁州會館 (崇文區草廠七條6號)
粵東新館 (宣武區南橫街11號南橫街小學)
山西太原會館 (儲庫營胡同133號)
湖南會館 (崇文區奮章胡同11號)
正乙祠 (宣武區前門西河沿，戲樓好、門廳有石碑記載歷史)
平陽會館 (崇文區小江胡同，建築保存完整)
頤德會館 (宣武區海柏胡同16號)
廣東新會邑館 (宣武區粉房琉璃街南口115號)
顏料會館 (崇文區青雲胡同22號)
中山會館 (宣武區珠朝街5號)
湖廣會館 (騾馬市大街)
安徽會館 (宣武區後公孫園25號)
四川敘洲會館 (宣武區後鐵門胡同8號，只存一大殿)
紹興會館 (宣武區南半截胡同，魯迅故居)
安徽徐州(涇縣)會館 (騾馬市大街62號、64號；崇文區長巷頭條60號)
廣東潮洲會館、 （菜市口84號)
東莞會館 （上斜街56號)
潼川會館 （宣武區北半截胡同20號)
瀏陽會館 （宣武區北半截胡同41號)
在這些會館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珠市口附近小江胡同內的陽平會館。陽平會館的戲樓雖然目前沒有被開發利用，但卻是北京現存規模最大、建築最為精致考究、保存較完整的清代風格的民間戲樓。戲樓正前方是會館院落，後幾經修葺，現存建築均為清式。戲樓後建和改建于清乾隆年間，係一座12檁卷棚前後雙步廊懸山頂木結構建築。戲樓內部雕梁畫棟，富麗考究，在戲樓兩側的牆壁上繪有戲劇壁畫，並設有神龕，供祭祀神祖之用。面對戲臺的後壁正中嵌有4聯石刻．記載會館建置沿革和修葺情況。由于風化和人為的嚴重損壞，絕大多數字跡已模糊不清，無法辨認。戲樓內高懸巨匾數塊，現僅存墨地金字木匾兩方，其中一方為明末清初著名書法家王鐸題寫的“醒世鐸”。戲樓1984年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廣安大街拓寬之後，陽平會館的戲樓距大街只有600米左右。陽平會館的戲樓對研究會館的建築風格和中國戲劇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目前一直作為同仁堂藥廠的倉庫。近些年，各界人士多次呼吁對陽平會館加以保護和利用，但都因為胡同狹窄交通不便未能實施。隨著廣安大街工程的啟動，對作為北京四大戲樓之首的陽平會館的開發終于能夠提上日程。專家建議，陽平會館修復後，既可作為文物景點供人參觀，又可作為演出場所，上演京、昆劇目。
至今保留完好並在繼續發揮實際作用的首推湖廣會館。湖廣會館坐落在宣武區騾馬市大街東口南側(虎坊橋西南)，館前有一大戲曲臉譜的巨型雕塑，極為顯眼。其中的戲樓是現在全國極少數仍在使用的古代劇場之一，北京戲曲博物館就設在這里。每天晚上，這里笙蕭合奏，鼓樂齊鳴，各位京劇名角粉墨登場，演出傳統劇目，偶有票友興起，也有機會登臺。京城戲迷聚會于此，品茗聽戲，樂哉悠哉。不過，可別以為湖廣會館就是唱戲的所在，提起它的歷史，可謂歷盡滄桑，令人感慨。下面僅將其演變要事摘錄于下，讓我們共同品味那會館的興衰榮辱……
嘉慶年間 —— 建湖廣會館。該地原是私宅，據說康熙年間的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南園就在此處；乾隆年間張之洞的爺爺監察禦吏張惟寅也曾居住這里。
道光十年(1830年)—— 集資重修，升其殿宇，建築戲樓，添設穿廊。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 置亭榭等，總面積約四千七百多平方米。
同治九年(1870年) —— 曾國藩在此辦六十大壽。
光緒二年(1876年) —— 長沙涂叔鴻廉訪搜集李文正公手書“叢桂堂詩”“致仕詩”“慈恩寺詩”三種及“舊時風景”四字摹臨上石嵌置于本館寶善堂中。
光緒十八年(1892年) —— 茶陵譚文卿制軍、江夏張次珊通參主持重修。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 —— 八國聯軍入京，美國提督以湖廣會館為司令部。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 第四次留學畢業生考試及弟諸君舉行團拜宴會。
民國元年春 —— 財政部印刷局(現541廠)工人受辛亥革命的影響，一部分人參加了“印刷同業進化會”。李鶴岩、王夢蘭、貝允卿、張貽等人在湖廣會館開會，主要內容是“工人要團結要組織起來，有話敢說，研究技術，改善生活。”
民國元年五月七日 —— 北京統一黨人開會歡迎章太炎，報載；‘比京統一黨日前假湖廣會館開會，在京黨員五六百人到會，首由章炳麟演說該黨宗旨之正大，次由唐蔚芝演說進行方法，後由徐、龔諸君相繼布告各處黨員日見增多，合計達三四千以上，並述該黨歸入人民社之理由等。”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 孫中山抵京，二十五日上午八時，由同盟會在虎坊橋湖廣會館開歡迎孫中山先生大會，會員及旁觀者約數百人。孫中山說：“天下事破環易建設難……建設之事斷非一黨人所能做好，必須聯合他黨彼此相見以誠，推心置腹……去歲革命成功，並非同盟會一黨所能破壞，實亦賴他黨扶助之力…下肆設難于破壞，因此種種故不能不急謀改組事宜，以期于民國前途有濟。”一時鼓掌如雷，聞者無不肅然起敬。二十五日下午，六黨合並為國民黨，假北京湖廣會館舉行成立大會，會場內外人數約有兩幹余，孫中山先生登臺演說，大略謂：“本日為六個政團合並之期，當以黨德為第一要義，與他黨尤宜以朋友兄弟相對待，因同在一國之內。自無不以國家為前題。”投票結果孫文1130票，黃興1079票，宋教仁989票，王寵惠985票，貢桑諾爾布389票。
民國五年 —— 梁啟超先生在湖廣會館講憲法綱領。
民國九年五月 —— 兩湖旅京人士籌設兩湖善後協會，以救濟兩湖災民。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 湖北旅京同鄉全體，在本館開緊急大會討論對付漢口英兵慘殺同胞案，決定組織湖北旅京同鄉後援會。
民國十六年 —— 會館成立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正月公祭鄉賢並舉行團拜。五月初五公祭屈子，同年刊行《湖廣會館紀略》。
民國十九年八月 —— 董事會改組，推甘藥樵先生為董事長，吳子昂諸君為董事。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 —— 修竣館內子午井並建井欄。
……
湖廣會館已有將近二百年的歷史了。1984年湖廣會館被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集戲曲演出、戲曲文物陳列研究以及戲曲音像傳播等諸功能為一體，使之成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戲曲藝術，展示北京古都習俗風貌，吸引海內外旅遊者的文化活動場所。現在館內有鄉賢祠、文昌閣、寶善堂、楚畹堂等。園中竹木蔭濃，花草繁盛，並堆有假山、太湖石等，成為京城人文一大勝地。會館前院有戲臺一座，後臺十間，前臺北、東、西三面均有看樓，上下共四十間，中有廣場，可容千人。據說京劇前輩譚鑫培、余叔岩等名演員常在此演戲，譚鑫培曾和田桂鳳在此演過《坐樓殺惜》。兩湖旅京人士，自會館成立始，每年正月舉行團拜並約集名伶演劇三日。上自大員，下至末秩，同聚一堂杯酒聯歡。民國以後此典逐漸廢除。後院有鄉賢祠，後來又在鄉賢祠上加蓋文昌閣，成為一處二層的樓房。鄉賢祠前有一口子午井，每日逢子午時，清泉上涌，清甜異于平時，故叫“子午井”。井臺周以護欄，刻有銘文，傅岳蔡撰序。序作于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淘井竣工之時，記述了子午井的名稱來源和其地的始末。茲錄一段如下：“湖廣館文昌閣之下有井日子午，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雲；‘子午二時汲則甘，余時則否，其理莫明，或曰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與地氣應也。’然二時何以水味獨甘，其理究不可知，或說亦未足據。”
許多會館與中國現代史上的不少名人有關，他們或曾在這些會館中居住過，或曾在這些會館中從事過石破天驚的事情，為北京的歷史增添了不少傳奇的色彩。
清代禁煙英雄林則徐1813年來北京曾住在莆陽會館，後來他又籌建了福州新館。“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詩人龔自珍的故居曾是位于上斜街的廣東番禺會館。芥子園畫譜名滿天下，芥子園即位于韓家潭的廣東會館曾是李笠翁的舊居。明清時代北京城內規模最大的會館是位于繩匠胡同的安徽休凝會館，這里原來是明代丞相許維楨的宅邸，屋宇寬敞氣派，庭院幽深，是以李鴻章為首的淮軍集團的活動場所。清末變法維新的主將康有為和他的弟弟康廣仁住在南海會館。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他18歲時來京應試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會邑館，後來還是在會館里結的婚。他住過的中院的三間北房保留至今。“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譚嗣同曾居住在瀏陽會館。
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于1912年第二次來到北京，接受同鄉會的邀請，到南橫街的粵東會館、珠巢街的香山會館(後改名中山會館)、菜市口鐵門胡同的安慶會館出席過歡迎會。粵東新館在變法維新時是保國會的所在地。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先生于民國初年來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職，他在位于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住了七年半，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著作。1917年他的弟弟周作人來京後也住在這里。兄弟倆居住的補樹書屋，在會館南邊的里院，前邊的仰蕺堂供奉著先賢的牌位，後邊的希賢閣供奉著文昌魁星，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樹。
會館也曾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據點。位于米市胡同的安徽涇縣會館，曾經是1918年創刊的《每周評論》編輯部所在地，《每周評論》的編輯便是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陳獨秀就是涇縣人。1920年黨的創始人毛澤東到北京後，曾住在菜市口爛縵胡同的湖南湘鄉會館，他在那里召開過湖南各界驅逐張敬堯的大會。四川敘府會館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一些領導人居住、工作的地方，趙世炎和孫炳文都在這里居住過。朱德早年來北京尋找共產黨組織，也曾住在孫炳文家里。
說起會館，不能不提到菜市口。
菜市口的最大意義就是1898年戊戌變法“六君子”在此英勇就義；康有為的居所南海會館“七樹堂”和譚嗣同的住所瀏陽會館“莽蒼蒼齋”都在附近。而位于珠市口西半壁街的源順鏢局，雖不是會館，卻與“六君子”中的譚嗣同有著絕大的關係。
源順鏢局目前離廣安大街的街面只有幾步之遙，鏢局創建于清光緒五年(1879年)，是清末聞名京師的鏢局之一。創建人是京師武林名俠王正誼，號稱“大刀王五”，和譚嗣同有著過命的交情，在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抗擊八國聯軍入侵中成為赫赫有名的傳奇人物。鏢局坐南朝北，分前、後院和西跨院，共有房屋50余間。保鏢護資是鏢局正業，但王正誼除保鏢外還結交天下志士豪傑，進行救國濟民的活動，特別是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中，鏢局在大刀王五的率領和影響下積極投入，成為當時革命群眾團體秘密的聯絡點和聚會場所。義和團運動失敗後，王正誼被八國聯軍殺害于前門東河沿，時年56歲。迫于清政府的壓力，加之無人掌管，鏢局隨之關閉。
如今鏢局的房舍建築尚存，格局依舊，現存的“德容感化”和“義重解驂”兩塊匾額以及當年王正誼使用過的家具什物，已作為文物保護。
大刀王五和源順鏢局是中國江湖文化的一個值得研究的范例。隨著廣安大街的拓寬，有關人士就如何開發利用源順鏢局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建議包括恢復或部分恢復鏢局的原貌、開辦武館、部分房屋辟為展示王五生平的展室等。
城市建設的發展，成為展現會館文化的一次機遇，如同名人故居、四合院一樣，同屬京城文化的寶貴遺產。文物保護與市政建設是北京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一個重要命題和嚴峻考驗，既保留古都的文化標志，又要與時俱進，特別是顯現2008年北京人文奧運的時代風採，的確任重而道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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