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本人能來大陸訪問，和汪會長見面，覺得格外高興。從去中十一月海基會發函建議由本人率團前來訪問以來，經過雙方人員不斷地磋商，得以成行，可說是十分難得。今天見到汪會長，本人不禁想起五年前在新加坡會談的情景，當時氣氛良好，成果豐碩，簽訂了《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等四項協議，奠定制度化協商管道，的確是兩岸關發展歷程中突破性的一步。

　　本人此行到上海、北京兩地進行參訪，並和汪會長等有關人士見面，希望能透過坦誠溝通和自由交換意見，增進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誤會，為推動兩會會務營造良好的氣氛，更為中斷三年多的制度化協商管道帶來重新啟動的契機，進一步促成兩會領導人第二次會談的儘早召開。同時，希望經由建設性對話，就雙方所關心的重要問題交換意見，以建立兩岸之間的互信，尋求良性互動的共識，為兩岸關係的改善與長期穩定創造有利的條件。

　　貴會近年來主張捨棄事務性協商而就政治談判進行序性磋商，本人認為事務性協商攸關人民的權益不可偏廢。最近十年以來，隨著兩岸人員往來頻繁、貿易及投資快速增長，民間交流成為兩岸關係非常重要的部分，因而衍生的題，例如，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的人身安全；臺商在大陸地區的投資保障以及有關稅務、關務等事宜；漁事糾紛處理；偷渡犯遣返、共同打擊犯罪；兩岸司法互助等事項，以及貴我兩會會務往來所發生的問題，因貴會片面中斷制度協商，以致迄今仍無法得到解決，也造成兩岸關係的倒退。貴我兩會既然是兩岸政府正式授權處理兩岸事務的民間團體，當務之急應是遵守新加坡協議，以示誠信，取信於民，儘快恢複製度化協商，致力解決這些較不具政治爭議的人民切身關心的問題。進言之，在進行事務性協商中可以理出政治性障礙，在未來協商時逐一加以理性排除，這才是建兩岸所欠缺的“互信”的正確途徑。

　　臺灣人民的祖先都是四百年前從大陸過來定居的。一百年前，中國視臺灣為化外之地、化外之民．把我們割讓給日本。二次大戰結束後，許多殖民地和託管地紛紛尋求獨立，但通過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國際協議，臺灣回來了。從一九四九開始，兩岸隔海對等分治、互不隸屬已近五十年，“一個分治的中國”，既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接受分治的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大陸的對臺政策是和平統一，我們同意和平。我方已經與一九九一年宣佈結束動員勘亂時期．放棄以武力手段解決兩岸問題，並透過擴大交流和積極協商，為促進兩岸和平做出具體貢獻。談統一的前提是沒有統一，談統一要接受分治，才能談政治問題。還未統一之前，臺灣應有國際空間。臺灣有若干國際空間，並不是排除或取代大陸；臺灣二千一百萬同胞的聲音在國際上聽不到，是不公平的。遺憾的是，大陸方面不肯尊重現實，也不肯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而且在國際上設法阻斷我方的活動空間。這種以假設“中華民國”(明顯為當前世界為重要政經實體之一)在國際上已經不存在的做法，只有加激臺灣人民的反感，完全無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也是我方所無法認同的。重要的是，唯有彼此對等定位、相互尊重，才會使所謂政治性對話具備實質內涵。希望雙方在尊重分治的現實基礎上，展開建設性的對話，逐步尋求全體中國人長遠的福扯、全中國未來的民主統一。

　　此外，我們已經注意到，汪會長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定義有較具彈性的看法．這種說法在大陸內部也引起關注；同時，錢其琛先生近期也提出所渭“一個中國，內外有別”的見解，我們對於何者為實際運作的基準有所質疑，在此必須明確指出，一項政策用不同標準拴釋，並不符合現代化國家的作法；而更重要的是，兩岸既為對等的政治實體，就不宜區別對待。因此針對所謂“一個中國，內外有別”，希望能得到明確的訊息，以避免發生誤判。

　　本人在此強調，追求國家的民主化與現代化是當今世界不可抵擋的潮流，也是兩岸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的方向，臺灣是民主化的國家，追求民主和追求現代化是不可分的。在此過程中，我們不朝向“獨立”的方向發展，而是相反。彼此尊重、給臺灣國際上的地位和空間，這是臺灣人民所共擁有的觀念。這個問題決定著國家統一的進程。同時，大隨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便是國家統一進程的決定因素，企盼大陸方面充分了解臺灣半世紀來的民主化重大演變。我們樂意將所累計的民主化及經濟轉型發展的經驗與大陸分享，以開創互惠互信雙贏局面，不僅成為東亞區域安全繁榮的穩定力量，並能符合國際社會的期望，而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話不坦率不能增進了解、解決問題。找到雙方共同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必要的。只有坦誠溝通，才能慢慢走近。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說因為還未統一，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要製造障礙，把臺灣推到分離的邊沿去。假如心中沒有一個中國，就不會講統一，也不會講分治，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政治談判我不回避，但韓國與朝鮮五年前就談政治，可現在人民還不相互往來。而臺灣方面卻積極開放了兩岸人民的往來。假如能夠承認臺灣是一個政治實體，什麼問題都變的簡單了。我的話很直率，希望汪會長諒解!